吴起民 || 习近平文明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文明史维度
本文作者：吴起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系统总结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阐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支撑，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其中，习近平关于文明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发展上的独特作用，“一百年前，我们党刚刚诞生时，可能很少有人预想到能够成就今天这样的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人民，以百年奋斗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尤其是习近平关于文明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对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近年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组建、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立，有效拓展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空间与战略功能。学界有识之士亦不断呼吁树立“大党史”研究理念，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科融合等方面拓展深化中共党史研究。这一理念的基本依据在于，中共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8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鉴于此，笔者拟依托习近平关于文明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从中华文明史叙事构建历程、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历程、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历程等层面揭示中共党史研究的文明史维度，从文明史维度呈现“大党史”的广阔前景，阐明中共党史研究的公共品格和人文关怀，以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一、“旧邦新命”：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华文明史的历程研究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之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初心使命。鸦片战争后，由于接连不断的战争失败和治理失效，加之强劲袭来的欧风美雨，特别是域外历史哲学与文明史论的传入，如何叙述中国历史成为一个关乎现代中国转型的基本问题。知识界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特性、真实性等问题进行了持续论争，而这也带来历史学、考古学等现代学科的成长，对建立客观可信的中国历史叙事具有关键作用。其中，古史辨运动、甲骨文研究等实践尤为引人瞩目。与之同时，中共运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廓清事实、重构逻辑，以其整体性、连贯性的社会形态演进逻辑串接起中国历史事实，推动中国历史叙事体系的产生、完善和成型，“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这当然也包括构建中华文明史叙事，毕竟“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论述，深刻概括了中共构建中华文明史叙事的基本历程和主要经验。
面向久远复杂的中华文明史，中共始终强调中华民族是中华文明的创造主体。习近平指出：“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要准确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历史脉络，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准确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近代以来，各民族面对日益严峻的外患，在反侵略战争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对整体利益和共同文化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共识，产生了具有中国历史特点和中华文明特色的“中华民族”概念。中共自创立以来，以其艰苦卓绝的奋斗，深度参与了“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史，通过探索与实施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政策，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经济基础，并将这些政策与理念投射到历史叙事之中，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这一过程包含着中共形成和完善中华民族观的历程，尤其是根据中国具体实际调适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文明起源问题是认知中华文明史的首要课题。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内忧外患中，“西学中源说”“中华文明西来说”“东方文化优越论”等论调此起彼伏，使文明起源问题成为一个关乎民族自信心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共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形态更替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剥离神秘色彩和传说附会，“如孔子的生平事迹，旧史观则必置之于天纵的地位，必注意于西狩获麟一类的神话。若依新史观为他作传，则必把此类荒诞神话一概删除，而特注意于产生他的思想的社会背景”。在唯物史观的支撑下，通过吸收历史学、考古学的成果，产生了以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商务印书馆，1924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杨东莼《本国文化史大纲》《中国学术史讲话》（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1932年）等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史著作。毛泽东等人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也彰显了这种史观。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在中华早期文明遗址考古、中国历史分期、文物考古等方面获得新的突破。在此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努力，尤其是伴随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以来的中华文明史叙事逐步建立起来，“一百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发展，是中华文明史叙事的重要逻辑。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交流史的论述，涉及两汉丝绸之路、隋唐对外交往以及元明清时期的东西互鉴，尤为关注文化交流互鉴产生的新成果、新发展。譬如，他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沿着古丝绸之路，中国将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传到西方，也为中国带来了胡椒、亚麻、香料、葡萄、石榴。沿着古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由此传向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商品和知识交流带来了观念创新。比如，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因此，深入研究中共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观及其变化，有助于深化中共文化理论与历史研究。
此外，习近平重视总结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要事件与重大成果。一是论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二千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二是论述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天文历法、哲学思想、民本理念等在世界上影响深远，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获得快速发展，涉及生产工具、矿产冶炼、机械工程、数学、化学、火药、瓷器、印刷术、医学等方面，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三是论述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阐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其中，尤其需要学界关注的是习近平对儒家学说的论述。一是提出儒学和其他各派学说之间存在互相竞争、互相借鉴的历史关联，又都具有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经世致用、文以化人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二是剖析儒学的历史作用，“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习近平也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三是剖析儒学的当代价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这些论述构成新时代中共构建中华文明史叙事的最新进展，对于研究中共认识和对待儒学的历程具有指导意义。
由上可知，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论述，不仅深入总结了中共构建中华文明史叙事的基本经验，而且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全面推进中华文明史叙事的完善与定型。中共构建中华文明史的工作，不仅把整体视野、实证精神和现代理性灌注其中，而且通过这一工作理解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因此，研究中共构建中华文明史的历程，不仅要求考察其中华民族观的演进史，解析马克思主义阶级观、民族观、国家观在中国实践场域中的变化，呈现其中的政策创造与制度创新；而且要求透过中华文明史的构建历程，解析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融入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化理路。这为党史研究者观察中共与现代中国建设的独特性提供了一个新窗口，“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程研究
回望百余年党史，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在中共成立之前，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提出了诸如“再造文明”“复兴文化”等主张，却不能从实质上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从以下几个方面解答了这一问题。其一，中共是一个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大党，能够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能够不断优化文化大众化的能力。其二，中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破解“古今之争”。其三，中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各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实践中不断破解“中西之争”。学习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能够深入研究中共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基本历程、方法创造和重要成就。
中共具有领导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能量。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从中共自身的巨大体量看，从中共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看，中共具有推动和领导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强大力量。当然，这一能力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其历史发展过程值得深入研究。中共创立后，把“组织起来”作为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要求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依托这种组织力量，中共不断优化文化大众化的动员体系和文教体制，创造出以群众路线为代表的一系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方法论。与之同时，中共依托统一战线，实现了对知识界、文艺界、宗教界等方面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组织体系不断完善发展。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
面对“文明蒙尘”的境况，中共把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和新时代都提出相应历史阶段的文化发展目标。习近平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可以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是党立足于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当代中国发展要求而提出的文化发展愿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的文化”“行向社会主义的文明”“中华民族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共产主义文化”，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共在理想目标与客观实际之间持续探索，在提升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目标设定。由此，研究中共关于文化发展目标的历史演进，既需要探讨中共关于文化性质、功能、目标、道路等要素的认知，呈现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要素之间的边界调适，也需要把握其问题导向的收缩与扩张，呈现“古与今”“中与外”的张力。
在“古与今”的层面，需要深入研究中共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程。习近平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中共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党史研究的一个经典议题，产生了很多优秀论著。依据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的重要论述，这一议题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一是中华文化对救亡图存和中共建党的积极作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彼此契合、互相成就、道路根基、创新空间、文化主体性等五个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这既是深化中共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研究的基本方向，也在更高层面上更新了这一议题。质言之，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审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明史意义，呈现这种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重构作用，由此论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伴生历程和内在契合。三是中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演进历程研究。从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到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内涵越来越丰富，从挖掘民主性精华、注重古代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文化，扩展到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历史主义原则、现实主义原则，再扩展到古代中国的国家制度、治理经验、文学艺术、生活智慧等等。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对儒学的认知和评价。
在“中与外”的层面，需要深入研究中共认识和对待世界先进文化的历程。习近平指出：“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中共与世界先进文化的关系是中共文化史研究亟待推进的一个重要议题。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在反对帝国主义奴役文化之际，认识到吸收工业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反对盲目固守传统文化的倾向。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再到改革开放后融入经济全球化，能够深入学习先进工业文化和科学技术。就其要点而言，一是中共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关系的思想历程。习近平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尤其是独立自主与吸收借鉴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三是研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现代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中共推动和领导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不仅在“古与今”的层面贯彻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导向，而且在“中与外”的层面贯彻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导向。正因如此，党史学界需要加强研究中共关于世界文明发展趋向的认知演进，以此研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
当然，中华民族文明现代转型并不限于文化一隅，而是一种依托中国现代化实践而实现的整体转型。习近平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这三大历史事件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节点，既推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成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是实现世界先进文明本土化的历史过程，“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由此，深化中共文化史研究，应当着重考察人的现代化、文化大众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作用，以此呈现中共开辟和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智慧创造。
总之，进入新时代，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已取得重大进展，“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研读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论述，可以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视域充分感知中共党史研究的文明史维度，“放眼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深刻地、历史性地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具体而言，这要求党史学界进一步关注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国家治理与中共建党之间的历史关联，阐释好中华文明与中共党史的思想关联；探讨中共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和文化成就；思索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从物质基础、生活方式、生产形态、社会结构等方面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样态。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同时是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由此而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分别从中华文明发展史、世界文明发展史审视这一历史进程，二者所表述的内涵实则具有同一性。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研读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可以研究中共的世界文明观演进历程，研究中共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历程及其文明史意义，从文明比较的视域探究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导向及其先进性。
推动世界文明发展，首要问题就是承认和尊重文明多样性。在如何对待世界文明这一问题上，“文明优越论”“文明中心论”等论调倾向于突出差异性、互斥性，甚至为了彰显优越感而刻意忽略其他文明对自身文明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今世界有70亿人口，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5000多种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多姿多彩、各有千秋，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尊重文明多样性和主张文明平等性，是对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国际交往活动中推进和平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在亚洲诞生，是因为它传承了亚洲人民崇尚和平的思想传统。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理念。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人民也历来崇尚仁爱、慈善、和平等价值观”。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阐述“求同存异”方针，其中一条便是“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这一理念延伸到《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等重要文本之中，反映了新中国对主权独立、文明平等原则的实践。此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以及“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均反映了中国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努力。
人类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发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能否正确认识人类文明发展动力问题，关键在于历史观的科学性。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的体现。无论是中华文明的发展与领先还是近代以来的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本身包含着文明交流融合的进程，“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西方，渗入西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这就在历史认识领域进一步破除了“文明优越论”和“文明中心论”。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依托唯物史观，不仅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与文化复古，而且反对“西方文化优越论”与文化侵略，主张独立自主平等地进行文化交流。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活动。从“学习苏联”到改革开放，重视学习先进文化，“我们要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文化，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用我们民族的形式，进一步创造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此外，文明交流互鉴也有其立场和方法，“进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历史维度看，中共始终在调适胸怀天下和独立自主之间的关联，由此带来对国际主义思想的阐释变化。
进而言之，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中贯穿着中共应对“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进程；而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贯穿着中共把握和定位“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指出：“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如果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范畴描述的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结果形态，那么“文化主体性”则是描述其性格禀赋、价值立场与历史方位，是中共对“古今中西之争”的回应。从历史来看，中共认识和把握“文化主体性”并非一步到位，而是有其复杂的探索进程。与“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步提出的新概念，还有“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概念所表述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这个意义上，从文明比较的视域思索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文明和中华文明的遭遇，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文明史意义。
这种世界文明史意义凝结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导向和先进性。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植根于中华文明，是跻身世界现代文明行列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诉求，“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问题导向贯穿中共的百年探索历程，有其独特的思想结构与表达形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论述，能够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审视百余年党史，全面提升中共对外交往史研究：一方面，全面研究中共参与塑造世界现代文明的历史，突破以往“政党交往史”的范畴，梳理中共的国际活动及其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方式，梳理中共的国际交往理念与世界秩序观，尤其是探究中共之世界文明观的历史演进与理论创造；另一方面，全面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超越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意义，突破以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学科范畴，梳理中共认识和借鉴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历史，梳理中共学习和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由此呈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现代文明谱系中的地位和价值。此外，从文明比较视域审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传播史，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共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历史关联，考察中共的世界史叙事的历史变迁尤其是中共关于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阐释变化。
四、结 语
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文明史维度，要求党史研究者深入学习和领悟习近平文明论及其历史纵深。2023年12月，习近平在给首届“良渚论坛”的贺信中概括了文明论的内涵要点。譬如，“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以独树一帜的创新创造、一脉相承的坚持坚守，树立起一座座文明高峰。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不断丰富发展、历久弥新，不断吸取世界不同文明的精华，极大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加强文明交流借鉴，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成就，促进各国人民出入相友、相知相亲”。其中的历史纵深包含中华文明叙事史、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史、世界文明进步史三个基本方向。由此，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文明史维度，要求结合研究实践不断体悟“大党史”理念，“中共作为统管一切的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党史研究的对象、内容和范畴是非常广泛的，几乎与所有的现实领域发展和学科知识体系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思想、精神、逻辑和学术关联，它具有天然的跨学科、跨边界的综合属性”。唯其如此，才能夯实和提升中共党史研究作品的公共品格和人文关怀，有效发挥党史研究作品对治国理政、社会进步和世界文明的应有价值，“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党史将成为一种政党史形态的文明史。